锡兰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和中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很早就有一种特殊关系：约在410年，我国的法显访问了师子国，在无畏山住了两年，他的游记里描绘了当时锡兰的首都、民情和佛教的盛况，为后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也为锡兰的历史和佛教增了光，很受锡兰人民崇敬。约在434年，有师子国铁索罗等两批比丘尼先后到达中国当时南方宋都建康（南京），为慧果等三百余人授比丘尼戒，在中国建立比丘尼僧团。中国比丘尼于二众中受戒，是从慧果开始的。比丘尼僧团在锡兰传承了一千多年，约在十一世纪而绝迹，此后，南传上座部盛行的国家，至今仍未恢复起合格的比丘尼僧团。觉音于五世纪前期在锡兰用巴利文写的《善见律毗婆沙》，约在五世纪后期，便传入中国，并被译为汉文流通。当时在中国流传‘众圣点记’的佛灭年代说，也是随着这部书传进来的。
前面说过，南传上座部佛教已有四次重要的结集，但据各种史书记载，还有不少次要的结集，不断地修订他们的经典。此外，另有两次很重要的结集。据缅甸的说法，1871年，敏东（或曼同）国王（1853～1878）在曼德勒召开上座部佛教第五次结集，有二千四百人参加，用三年多时间重新校对巴利文大藏经。同时建立了一片塔林，叫古道陀石经院（一说库托道藏经塔库），每座塔里有一块石碑，每块石碑上刻篇佛经，把这次新校对的巴利文大藏经，全部刻在七二0座石经塔上，使佛典得到长期保存。1954至1956年，缅甸政府在首都仰光举行一次上座部佛教史上规模最大的第六次结集，出席者有缅甸、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长老比丘二千五百人，根据各国的各种版本，对巴利语的经、律、论三藏典籍，进行了一次非常严密的校勘，并且决定把这次校勘的典籍全部陆续地刊印出来，作为现代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巴利语大藏经新版本。这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各国僧团在现代史上一次通力合作的重大成果。
